撰文丨午五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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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學者對于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的命名頗有看法。

“夏商周斷代工程”是1996年啟動的國家“九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項目集中了多個學科和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者，設立了9個課題和44個專題，對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學問題進行了全面和全新的研究，2000年10月，“工程”發表了《夏商周斷代工程一九九六—二ＯＯＯ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簡本》的結論也全部通過了國家科技部的驗收，并且榮獲“全國十大科學進步獎”。然而，《簡本》在海內外學術界引發了激烈爭論，余波至今未息。今年2022年6月，《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科學出版社）完整版終于面世，那么，我們該如何看待和評價這一工程呢？

▌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什么？

“夏商周斷代工程”是綜合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和和測年技術不同學科的專家學者聯合實施的研究項目。是中國“九五”國家計劃重點科技攻關項目，是我國第一個由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相結合、多學科交叉聯合攻關的大型研究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總目標，是將夏、商、西周三個時期的年代學進一步科學化、量化，制定這一時期有科學依據的年表，為深入研究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

以上是筆者模仿百度百科給出的定義，這種定義是泛泛的，或者說是可以輕易引起質疑和罵名的，即便是歷史知識不多的學者，在多年的耳濡目染下也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夏存在嗎？如果不存在，斷代有什么意義？沒有意義，這么大工程不是浪費錢嗎？

果真如此嗎？為了解答這個問題，我們來看一下《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中介紹的工程目標：

一、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

二、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

三、商代前期，提出比較詳細的年代框架；

四、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如果讀者能夠注意到四個目標中的第三和第四，也許情緒就會稍微有所平復。目標的提出非常克制冷靜，對于夏代和商代早期，只能提出相對來說比較簡單的年代框架。無論夏是一個酋邦（chiefdom）還是眾多的部落聯盟（bribes）形態出現，都很難否認其存在。

那么此時，我們可以再看一下工程的研究途徑，主要有兩條：

一、對傳世的古代文獻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進行搜集、整理、鑒定和研究，對其中有關的天文、歷法記錄，通過現代天文計算，推定其年代。

二、對有典型意義的考古遺址、墓葬資料進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做必要的發掘，取得系列樣品，進行常規法和AMS法（加速器質譜法）的碳十四年代測定。

這兩條路徑也能較為清晰的看出，第一種方法主要用在前三個目標上，第二個目標主要用在第四個目標，即夏代的相關問題上。綜上，從大的目標和方法上來看，斷代工程無任何“不科學”或者“激進”的學術操作，方向上是相當客觀科學的。

在成果上，工程于第九個五年計劃的下限2000年解體。結題之時，達成的目標如下：

一、以琉璃河H108"成周"卜甲的發現與測年，琉璃河M1193、晉侯墓地M8的研究和測年，以及有關遺址的分期和測年等，建立西周考古年代的架構。以嚴格的類型學方法排定銘文中“四要素”俱全的西周青銅器順序，結合“天再旦”日全食記錄的證認及周初文獻研究，建立金文歷譜，給出西周列王年代。

以先周文化與西周文化的考古學研究為基礎，通過灃西 H18發現與測等，為商周分界確定了年代范圍。然后綜合文獻、金文歷日研究與天文推算，選定公元前1046年為武王克商年。

二、根據殷墟文化的分期與測年，參照殷墟甲骨的分期研究，建立商代后期考古年代的架構。對賓組卜辭五次月食進行天文計算和證認，推定了商王武丁的年代。采用黃組卜辭周祭三系統說，與商末歷日對比，推定了帝辛年代。在此基礎上，給出商代后期武丁以下王年。

三、以鄭州商城、偃師商城、小雙橋遺址、洹北花園莊遺址、邢臺東先賢遺址等商前期遺址的分期研究與測年為依據，建立商前期考古年代的框架和夏商分界的考古學界標。

四、 依據偃師二里頭遺址的分期研究與測年、河南龍山文化登封王城崗、禹州瓦店、新密新砦等遺址的分期研究與測年，對河南龍山文化晚期與二里頭文化的關系做了探索，并結合文獻夏積年的研究，估計了夏代的始年。對文獻中夏代仲康日食與“禹時”五星聚的記載進行了重新研究和推算。

《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

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 編著

科學出版社，2022年6月版

▌評價為爛尾樓，公允嗎？

既然該工程極大的依賴出土資料（考古＋文獻），那么一定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新材料的出土和發現有所更正，故而今年6月份，該工程結合2000年之后的新材料，更新的科技，對2000年的年表進行了一些修正并正式出版報告。同時也迎來了極大的爭議，一些人認為該工程對2000年時大家提出的建議和質疑充耳不聞，對新的材料也沒有過多討論，20年過去并無本質上的突破，故而稱之為“爛尾樓”。

那么，這種評價公允嗎？對該工程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其中成員有著名考古學家李學勤、李伯謙，天文學家席澤宗先生。筆者為研究生在考古專業，曾經看過這三位先生的許多文章和專著，從個人的主觀感情來講，很難用任何涉及“爛“的字眼去評價先生們的勞動成果。

人人都說文科無用，但凡對文科有興趣的無論票友還是學者，首先需要具有人文素養，評價一個人或事物都可以有比“爛”更合適的字眼，這只能讓人懷疑批評者不具有更優雅的罵人素養，或者說人文素養。筆者當然能夠理解傳媒需要引人注目的標題，但是于我而言，這存在一個邊界，《說某書中存在的某幾個硬傷》，這樣的標題已經足夠引起有志于學術的人的注意力，多說無益。換言之，多說就有讓人站隊之嫌了。曾經有幸聽一位先生的課，他說：“我現在極力避免在文章或課堂上對他人的研究帶有任何陰陽性的評價”。我當時覺得學術需要批評，這樣倒也沒必要，但現在想來，這句話值得以后慢慢思考。

回到正題，筆者從知乎和豆瓣上搜集了一些較為中肯、接地氣的對工程的質疑，并以此為基礎，盡全力為讀者們提供一個客觀全面的評價視角。

問題一：西周諸王年表，武王伐紂時間。

天文上，推導武王伐紂時間的重點證據是伶州鳩一段話，是《國語》記載戰國時代的內容，對于天相的記載很不可信，這方面很多學者都提出過。史記對“五星齊聚”天象，在戰國秦漢時期也有記載，但是都和歷史事件對不上，不能認為更早的記載是更可信的。即使目前爭議最小的懿王元年“天再旦”，都存在日食以外其他解釋，比如云量增加導致天陰。而且，目前斷代工程對西周的歷法規則提出了非常簡單的假設，編出了一套歷譜，但是目前來看我們還原西周歷譜的難度很大，甚至不存在年表失載的周宣王時代的新出青銅器，其對歷日的記載都和目前推導的歷譜不合拍，青銅器的金文歷譜記載，具體是哪個王的，爭議非常大。西周歷法比較原始，置閏也比后來隨意，比如出現過“十四月”，目前編的歷譜全然不考慮。有關月份月相的“初吉”“既生霸”“既死霸”，眾多老前輩如劉信芳，日本學者新城新藏等學者，都對該問題有過討論，但尚未有確定答案。

關于年表推定問題，從西周傳了多少代王，就可以推定時間，一代人大約是30年。史記雖然沒有記載共和時代以前的王年，但是有重要封國魯的歷代魯公紀年，但記載獨獨缺失第一代魯公伯禽，而伯禽在位時間長度可能比較久，導致推定伯禽父親周公執政的時間也不容易。

《竹書紀年》作為出土文獻的出現，非常顛覆《史記》。“共和”一直根據史記被作為周公召公聯合執政之稱呼，近代被日本人作為西方政治詞匯republic的專屬翻譯。結果現在基本證明是史記搞錯，共和是共伯和。等于一個人名。所以共和時代到底是個什么狀況，紀年方式是什么，非常糊涂。傳統上認為共和有獨立紀年，現在多認為沒有，最可能是延續厲王紀年。

斷代工程推西周王年，重要方法是歷譜，比如說，某個鼎記載某王元年，八月—既生霸—甲子日，，既生霸一般認為是指這個月的一個時段（可能是上半月，月亮從全暗到滿月），甲子日是甲子紀日方法，六十天一個周期。首先，專家要根據器物形態和文字內容，以及出土環境（考古出土品），推斷這個某王（銅器多寫作“唯王”）是哪個王，然后按照歷譜記載，看看放到哪一年，這一年八月的上半月會有甲子日，那么就可以鎖定這個某王元年了，如果多一些這類記載，就能把全部西周王年推出來了。

《發現與推理:考古紀事本末》

作者：許宏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但是，這是最理想化的情況，很多條件限制了這個目標的實現。第一，銅器斷代不容易，你根據類型學，很難說這個“唯王”到底是誰，而且有人認為這個“唯王”也可能指代先代某王，類型學就失效了。第二，西周的歷譜到底怎么安排的，非常不清楚，一年多少個月都不確定，甚至出現十四月。以及，甲子紀日在商周時代有沒有搞錯過？差一天，歷譜就全都不對了。第三，“既生霸”和“既死霸”以及“初吉”這種月相辭，進而和月份哪個時段關鍵的內容，到底什么意思目前還有爭議，不同人解釋有差異。所以，總的說，根據青銅器的歷譜記載推導王年是最關鍵但也是并不成熟的方法。第四，目前西周歷譜的記載太少了，春秋時代有幾百條至多，相互印證錯不了，西周目前也就是六七十條的樣子，交叉印證條件根本不夠。

2003年，楊家村新發現了一批王年四十年以上的銅器，應該是西周晚期宣王的東西，這已經不是斷代工程涉及的時段了，紀年是有明確記載的，但是居然和專家推演的歷譜不合拍。怎么回事？夏含夷認為是宣王紀年有兩個體系，就是宣王即位并不是宣王的元年，那么這個現象也存在于其他周王身上。

問題二：夏代存在問題，根本不是斷代工程能解決的，因為不可能指望斷代工程期間在考古發現上能有什么突破。早期文明問題，探源工程可能能提出一些新東西。（以上內容主要來自知乎用戶：大中至正）

關于問題一：筆者和該作者有著同樣的觀點，我非常反對西周斷代過于依靠器物的類型學，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閱讀羅泰教授的《宗子維城》，里面詳細的談論了這種做法的問題。除此之外，該作者在討論年代時幾乎沒有提到碳十四以及相關的測年儀器，筆者也非常贊同這種思路。盡管歷譜的計算非常麻煩，并且會隨著材料的變化而變化，但結合甲子紀年和天文學現象，精度能夠縮到一年為單位，到了秦漢時期甚至能到日。而科技手段最多只是用來矯正，所以這就是為什么，對于夏這種幾乎毫無出土文字材料的時期，工程組只能提出基本年代框架。

簡而言之，以后斷代或歷譜可能會繼續更新。商后期以及西周的斷代靠出土材料記錄的更新，而夏靠AMS法等測年技術的更新。

不熟悉天文學的讀者看到上面的論述可能還是有些云里霧里，那么簡單來說，歷法在古代中國，或者說在全世界的范圍內，都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天文學問題。如果是這樣，那么斷代工程的爭議會少得多，歷法是一個政治化的產物，所以不同的朝代、皇帝個人在不同的時期會改用新的歷法。

舉一個最出名的例子，劉歆在太初歷基礎上，引入董仲舒天道循環的“三統說”思想，整理成三統歷。西漢綏和二年（公元前7年）開始實施的歷法。西漢末劉歆把董仲舒的“三統說”（即歷史循環論，認為天之道周而復始，黑、白、赤三繞循環往復）塞進太初歷，稍事補充，改名三統歷。過程看起來簡單，但是在簡單學習過一些天文學的筆者眼里，這個運算量堪比在古代計算如何發射一個火箭，并且讓文科生算。

那么，劉歆廢了這么大勁去修改歷法，當然與他的政治野心有很大的聯系。

所以，定歷譜這件事情不僅是在和天文學死磕，更是在和古文獻學斗智斗勇。上世紀，陳垣先生的《二十史朔閏表》和張培瑜先生的《三千五百年歷日天象》都是非常權威的歷表。然而，《三千五年歷日天象》已經是張培瑜先生根據新出土的銀雀山漢簡中的《元光元年歷譜》作出調整之后的版本。在當時，元光元年歷譜的出現對于學術界是一個非常大的震蕩，可到了1999年，周家臺秦簡和張家山簡中的歷書公布，又與原來的算法不同，顯示出更多的復雜性，2007年，張先生再次修改，發表《根據新出歷日簡牘試論秦和漢初的歷法》。如今，歷譜的推算還在更新、修正。

現在看來，歷法和歷譜問題短時間內仍然無法得到一個確定的答案，甚至有種被出土文獻牽著鼻子跑的感覺。但是我們能因此便否定前人做出的努力嗎？或者說因此停止將學術向前推嗎？答案不言自明。

那么，關于西周斷代的準確性質疑，筆者想辯解一句，從工程的目標第二條來看，準確“年代”這一目標基本上已經達成了，其誤差不會再超過一代人（20-30年）。由于政治變動造成的誤差實在難以避免。這種精度甚至可以和AMS法（誤差40年，現在最小能縮短到十幾年）媲美，還是多少值得肯定的。

《古代天文歷法講座》

作者：張聞玉 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問題二能靠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解決嗎？

作者大中至正認為，“夏代”問題得靠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才能有所進展。這個觀點我們暫時持保留意見。在談論這個新工程之前，筆者希望讀者能夠再回顧一下斷代工程的緣起：

20世紀初，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民主科學的引領下，各種思潮涌現，“古史辨”派率先重接了兩千多年的古史系統，客觀上推動了學術界對新史料的搜集和重建上古史的期望。... ... 1995年夏，著名系統科學、系統工程及控制論專家倡議，“組織科學界聯合研究中國古代紀年問題，以縮小與埃及學和亞述學的差距”。

首先，這個前提就是，我們要與西方學術接軌，這本身是一個好的出發點。但問題是，我們有與埃及學和亞述學一樣的材料嗎？顯然是不一致的，學習西方學問，更好的方向是借鑒其經驗和方法，而不是一味的追求人有我有。

其次，我們來介紹一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繼國家“九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后，又一項由國家支持的多學科綜合研究中國歷史與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項目。該項目于2004年啟動，正式名稱為“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研究”，其目標是多學科結合，全方位、多角度、多層次地研究中華文明的起源與早期發展的過程、背景、原因、特點與機制。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秉持“多學科、多角度、全方位”的理念，圍繞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期間的浙江余杭良渚、襄汾陶寺、陜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師二里頭等四處都邑性遺址和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遼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遺址實施重點發掘，并對這些遺址周邊的聚落群開展大規?？脊耪{查。在此基礎上開展多學科綜合研究，對各個區域的文明化進程、環境背景、生業形態、社會分化，相互交流，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模式與機制道路與特點進行多學科綜合研究。

探源工程沖破“文明三要素”(冶金術、文字和城市)的桎梏，根據中國的材料，兼顧其他古老文明的特點，提出了判斷進入文明社會標準的中國方案，即:生產發展，人口增加，出現城市;社會分工和社會分化不斷加劇，出現階級;權力不斷強化，出現王權和國家。以國家的出現作為進入文明社會的標志。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主要目的是為了豐富我國先史時期文明面貌，對與夏同時期的古城古砦遺址進行探索與研究。從這點來看，探源工程確實是對斷代工程的一個接續和補充。筆者認為，最值得肯定的一點是探源工程對于“文明”定義的調整，經過學界孜孜不倦的研究，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證據和結論指向冶金術、小麥和黃牛等人類早期生活依靠的重要因素并非我國本土產生，而是從西亞傳入。確實，一個文明最大的價值并非其能夠自給自足的創造所有的東西，更重要的是睜眼看世界，能夠以一個包容的心態接受來自其他文明好的物質甚至文化制度。我們都知道南歐以希臘羅馬為中心才是歐洲文明的發源地，但我們誰也不能否認那些當時被視作野蠻地區的英法地區在公元后的異軍突起。

而文字，我們看到除商代遺址之外，夏及其他遺址都沒有出現成熟的文字，由于語言文字的特殊性，其只有形成系統才能被承認為成熟的文字，否則只能被認為是符號。所以如果以文字為文明三要素之一，我們只能看到0和1，而不能看到這中間的發展過程，然而，0.5就不能算是文明了嗎？拱玉書教授也認為，商代的甲骨文如此成熟，看起來不是一蹴而就的，應該是長期的積累才能發展到這種極高的水平。也就是說，新的標準對語言和為成熟的文字這種默證有了更巧妙的態度，轉而更關注“人”的周邊，如人口，階級和權力等問題。

也就是說，我們不再囿于英語學界的標準，而是更在意我們中華文化自己的發展特性與脈絡。

但是，我們不得不提出一些擔憂，對于文明，我們真的有自己的標準了嗎？比如，人口增加到多少算是成為城市的規模？社會分化到什么程度算是成熟的分化？國家的功能和對其地域的管理和控制到達什么水平才能成為國家？

《鴕鳥蛋、黑陶和銅肝：神秘的伊特魯里亞人》

[英]露西·希普利著

《鴕鳥蛋、黑陶與銅肝》的作者從政治制度倒推城市結構的方法值則得我們借鑒。

從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文獻中，城市的定義有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來自柏拉圖和希波達莫斯(尤其是后者)，關注的重點是空間和功能。作者以此為依據肯定伊特魯里亞的集鎮馬爾扎博托可以。

人們的房屋排列得整整齊齊，神廟提供了舉行宗教儀式的場所，周圍的區域看起來很像民眾集會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當希波達莫斯還在希臘工作時，這座位于亞平寧山脈邊緣的集鎮就已經采用了同樣的規劃原則。而且，那些不同類型的空間也并非馬爾扎博托所獨有。塔爾奎尼亞的考古挖掘顯示，有一座神廟在聚居地發展的最初階段便建成了。另一處南邊的遺址圣吉奧瓦內在公元前6世紀就出現了宅院的原型，還帶有精心打造的水井和水箱。

構成城市定義的第二個部分:正式的社會契約。任何社會都有規則，否則就無法正常運行。但從物質遺存中找到社會契約有些難度。作者提議從側面尋找城市管理的標志。古羅馬模式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民選官員的設立，而伊特魯里亞中有些藝術作品描繪的人物手里拿著一種頂部彎曲的特殊權杖，即所謂的“禮圖斯”(lituus),那正是后來官員權力的象征。

其實，該學者所提出的路徑和推論并不是完美無缺的，但重要的是，他已經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將具體的物質與抽象的文化制度緊密聯系起來從而使得文明具象化。歷史研究需要適當的想象力，我們目前還欠缺這種想象力。

從目前的中華探源的報告和結果來看，我們只能說，我國新出現的城址不斷地給我們新的驚喜，蘇秉琦先生提出的滿天星斗仍然有很強的說服力。這個工程基本完成了對這些遺址的數據上的測量和研究。但是恐怕還沒有真正的了解它們，或者說讓世人都了解它們。

▌評價和期望

正如人一樣，任何學術研究都很難讓所有人滿意，同理，任何批評也很難讓所有人滿意。

筆者本科專業為中文系，所以非常能理解斷代工程現在備受爭議的困境。這種情況也曾出現在古代音韻的研究上，從事語言學的人都知道，現在共時語言學才是顯學，歷時語言學已是明日黃花。上古音的擬測主要靠《詩經》《楚辭》等古代文獻和后世的韻書，以及現代閩南語田野記錄去倒推，這種方法受到的批評和懷疑恐怕并不比斷代工程少，現如今仍然有許多人批評語言學界的泰斗，如鄭張尚芳，高本漢先生等。

筆者也承認，這些先生們所作的擬音，確實不太像廣義上的中國人所能發出來的聲音，（任何聽過網上著名《詩經》古音復原音頻的讀者可能都有同感）。但問題是，學術是要向前走的，盡管可能存在問題，但也要一直做下去。或許因為筆者才智有限，想象不出來更好的方法去復原上古音了。批評是簡單的，研究是困難的。

《漢語史稿》

作者：王力 出版社：中華書局

如果真的潛下心來去關注這兩個工程，會發現其中眾多學者所付出的努力和心血是一般人很難想象的，我們要做的是不斷去追問具體的問題，比如王城崗這座城址里面有些什么？區域劃分是什么樣的？寶墩遺址如此巨大，排水系統是怎么樣運作的？這些才是有價值的，而不是僅僅人云亦云，用“爛尾樓”這種詞去作簡單的評價。

另外，我們在批評學術工程化的同時，有時自己也會陷入這種思維的怪圈，即一定要求些什么成果。我們很難期待遺址的發現像五年計劃一樣，煉鋼可以達到某種產量，遺址并不能按我們期待的kpi來面見世人。

對于筆者來說，夏商周斷代工程最大的問題不是某些沒有解決的問題，而是一種湊起來的交叉學科間的略顯尷尬無效的交流。諸如夏的問題實際上更偏向于社會形態的討論，而非歷史的線性形態，盡管我們可以用科技將夏和商周時期串在一起，但卻需要再開啟一個新的工程去重新澄清夏和二里頭的“王朝”形態。那么，如果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也出現了這種問題呢？再開啟一個新的工程嗎？

100年前胡適先生的那句“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我想放在今天依然合適，“多問些問題，少談些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