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上海本輪疫情發生以來，各類網絡謠言層出不窮，混淆大眾視聽，干擾疫情防控大局。法治網輿情中心選取有代表性的82例高熱涉疫網絡謠言作為例證，從事件類型、傳播渠道、傳播類型、辟謠主體四方面對謠言特征進行分析，解析涉疫謠言傳播特征，提出治理建議，以期為有關部門提升工作效果提供參考借鑒。

一、上海涉疫網絡謠言基本特征

1. 謠言類型多樣 危害類謠言占比最高

圖1：謠言事件類型 （單位：%）

根據網絡謠言涉及內容及影響的不同，上海涉疫謠言主要分為疫情的危害、管控、現狀、物資管理以及傳播五種類型。其中，危害類謠言比重最高，達到26.8%，主要指疫情本身或者防疫工作帶來的不利影響，如“靜安區58歲獨居男子餓死家中”“梅隴七村孕婦早產求助未果致死”“虹口區衛健委干部錢文雄及其妻子自盡”等謠言。管控類謠言占比23.2%，主要涉及防疫及管控相關措施，如“上海馬上封城7天”“武警將接管上海社區”等謠言，對公眾日常生活和出行造成影響，關注度較高。位居第三位的是現狀類謠言，多與確診人數有關，如“黃浦一養老院出現大量無癥狀感染者”“楊浦區幼小初學生檢測出確診病例”等，多指向人員密集區域或流動性大的行業，制造出疫情形勢嚴峻的假象。物資管理類謠言涉及抗疫物資接收、發放、登記等管理工作，如“原浦東新區北蔡鎮領導倒賣保供物資”“靜安區石門二路街道給市政協家屬院發放進口物資”等，呈現出故意挑起地域沖突、干群沖突的跡象。傳播類謠言占比14.6%，主要涉及編造故意傳播病毒、物傳人等情節，如“有‘臥底’在樓宇里‘播毒’”謠言。

2. 杜撰捏造類謠最多 張冠李戴類謠言真假難辨

圖2：謠言編造手法 （單位：條）

在謠言編造手法上，超五成謠言系“杜撰捏造”，如“老人在家中餓死”“居委倒賣捐贈物資”等聳人聽聞的謠言多為無中生有，目的是收割流量或吸引關注。“張冠李戴”類造謠手法在視頻類謠言中較為普遍，即造謠者將過去或他地發生的事情掐頭去尾，通過視頻拼接、字幕加工等方式改頭換面后，制造事件發生在上海的假象，如網傳視頻“‘大白’封閉外灘廣場”系拼湊自3月初“深圳福田區防疫工作人員齊喊口號出發”的視頻畫面。近兩成謠言是“以訛傳訛”式謠言，即在傳播過程中“添油加醋”制造轟動效應，如“浦東新區唐鎮有超市老板確診”一事從“唐鎮27日超市搶貨，老板確診但檢測報告滯后”到“超市老板確診還營業，傳播給了360多個人”，不同版本一再變化，導致確診病例遭人惡意揣測“傳毒”而被網暴。“核酸檢測采樣時用的棉簽有毒”等貌似善意提醒，實則為虛假信息，增加了謠言的迷惑性。部分提醒類謠言還呈現“反復出現反復辟謠”特征，如“半夜中心市區要高空作業消毒”這一說法在全國多地均引起傳播。

3. 社交平臺成為涉疫謠言“培養皿”

圖3：謠言來源渠道 （單位：%）

從來源來看，約八成謠言來源于微信平臺，主要通過聊天群、朋友圈、公眾號、視頻號等方式擴散，其中聊天群和朋友圈為傳播主陣地。這是因為，“強關系”社交圈具有私密性、封閉性、集聚性等特質，熟人關系鏈傳播的私密性，使得信息生產、轉發的過程難以被追蹤，同時謠言可信度和轉發量卻大大增加，進而實現跨群、跨平臺傳播。如“青浦一‘大白’被推下29樓身亡”“有人因接觸叮咚買菜的商品感染新冠”等謠言均冒用“親戚”“朋友”“同事”等“親密關系”身份，并附視頻和圖片為證。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謠言在跨圈群傳播中演化為不同的版本，增加謠言烈度，如與“我妹妹的朋友因女兒生病而自殺”的造謠對話記錄被添加一段視頻后，成為新的謠言“小孩高燒不退，醫院未及時救治致人死亡，母親自殺”。此外，快手、抖音等短視頻平臺成為網絡謠言新的“策源地”，短視頻擁有的在場感和真實性增加了謠言的說服力，常常誤導公眾信以為真。

4. 政府部門、辟謠平臺是主要辟謠主體

圖4：辟謠主體 （單位：%）

從辟謠主體來看，官方是主要辟謠主體，公安、消防、疾控、宣傳等部門均參與其中，多是通過官微和官網辟謠。分析發現，公安部門介入案件，迅速鎖定造謠者并進行行政處罰、立案偵查等處置，積極通過向社會公布處理結果。辟謠平臺發揮積極作用，占比28%，微博賬號“@上海辟謠平臺”、“上海網絡辟謠”公眾號是主力辟謠平臺，該平臺由上海市網信辦與解放日報社聯合打造，將散布的各種謠言進行集納，并通過網絡互動方式對個人提出的疑問進行求證和解答，有益于培養公眾對謠言的免疫力。媒體方面主要以上觀新聞、澎湃新聞、東方網等上海本地媒體為主。一些謠言由直接涉事主體出面回應，如光明乳業、盒馬等發布聲明稱“全市光明鮮奶停止供應”“楊浦新江灣盒馬店76人中40多人陽性”等信息不實。

二、上海涉疫網絡謠言傳播特點解析

分析發現，關于上海疫情的網絡謠言在內容和傳播方面，表現出以下兩點突出特征。

1. 搭蹭熱點事件以便挑動情緒收割流量

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以來，盡管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做好疫情防控和民生保障工作，但以疫情防控為由延誤救治患者、撲殺寵物、“硬隔離”等爭議性做法仍在一些地方不斷上演，導致公眾憤懣情緒加劇，個別事件掀起超高的曝光量和討論熱度，給公眾留下十分負面的印象，部分對當前疫情防控政策有不滿意見的人甚至以此類事例為反對依據，更是增加了相關輿情的敏感性。有造謠者充分把握了這一輿論心理，借助熱點事件的話題性和敏感性，通過捏造相似情節而惡意挑起輿論憤怒情緒，以此收割流量或聚攏網絡關注度。因此，一旦防疫重點區域曝出類似網絡信息，輿論場上就會出現“謠言肆虐”的場景：一方面，部分網民會因為有類似案例發生，而先入為主地相信謠言為真；另一方面，疫情防控區域群眾基于自身權益受損的憂慮，也會加入傳謠行列，助長謠言擴散。

2. 重點緊隨疫情發展和社會心理而變化

涉疫謠言在疫情發展的不同階段呈現不同分布特征，反映公眾情緒和需求的變化。疫情暴發前期，有關確診病例的現狀類及管控類謠言占據主導地位。如上海部分小區已封控，每日不斷增加的病例數據加劇了市民恐懼心理，使得許多人對“封城封區”“建隔離墻”“新增大量‘陽性’”等謠言深信不疑，謠言的散播進一步點燃群體情緒，上演“搶購熱潮”，增大社會失序風險。當上海市政府宣布“全域靜態管理”后，一些地區防控措施執行不到位、群眾生活保障不到位，社交平臺不但出現大量求醫問藥的求助帖，有人“餓死”“自殺”“倒賣物資”等涉疫危害類和物資管理類謠言趁機傳播，混淆視聽，使得公眾對防控措施產生抵觸情緒。而疫情形勢好轉后，關于“某某小區解封”等生活秩序恢復的謠言開始出現，契合群眾因長時間封控隔離而渴望自由的心態，容易誘發居民對防疫工作的抵觸，進而增加防疫成本。

......

（全文閱讀請參見《政法輿情》2022年第16期）

來源：《政法輿情》2022年第16期

作者：法治網輿情中心輿情分析師 張嬌

編輯：彭曉月 李思彤

獨家原創作品 轉載或引用請注明來源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