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4月1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要求加快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制度規則，打破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打通制約經濟循環的關鍵堵點，促進商品要素資源在更大范圍內暢通流動，加快建設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這份重要的指導意見頒布后，國內外輿論場出現了不少理解錯誤的偏頗觀點，認為全國統一大市場是計劃經濟才應該有的要素。為此鄭永年教授發布最新文章，從世界歷史和中國現實的角度輔助大家準確理解中央為何要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

★ 本文作者鄭永年：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

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

是否具有一個全國性統一大市場是近代國家與傳統國家的本質區別之一。 傳統國家的市場是地方化、本地化、分割的小市場，而近代國家的市場是全國統一市場。

世界歷史上，建立統一國家市場并非容易。“國家統一市場”概念最早來源于歐洲。羅馬帝國解體之后，因為沒有了“中央權力”，自治的城市在西歐興起，城市的主體或者統治者往往是商人。商人主導下的城市是早期的市場平臺。不過當時的城市市場只是后來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所強調的自發形成的初級市場，規模小，還遠遠不是國家性的統一市場。在高度分散和分權的封建制度下，盡管存在著地方性市場，但這些市場都是分割的。正是國家的統一，才導致統一國家市場的形成。歐洲國家的統一是政治精英和商人（資本）合作的產物。國家統一往往通過戰爭達成，政治精英因此需要商人的支持。同時，國家的統一意味著國家市場的形成，商人因此支持國家的統一。在一個統一市場形成之后，資本才有機會深入到社會的各個角落，從而獲得更大利潤。

因此，近代國家的標志之一就是國家統一市場的形成。近代國家的強大之處，也在于它有全國統一市場。 今天的歐盟更進一步，他們已經形成了超國家的統一市場，這對歐洲的發展至關重要。 統一市場的概念也隨之從歐洲擴散到世界其他地方，如北美等地。二戰以來出現的各種自由貿易協定，無論是區域的還是國際層面的，都是統一市場原則的應用和朝著統一市場的目標邁進的。

中國統一市場的探索

美籍日裔作家福山認為，中國秦朝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近代國家，但福山只說對了一半。福山是從統一的官僚體制建立的角度認為中國秦朝是第一個“近代”的國家。從統一的官僚體制的形成而言，秦漢帝國地區已經具備了“近代性”。這是因為歐洲直到近代才開始擁有統一的官僚體系。然而，我們要注意到，中國的統一國家與歐洲的統一國家是不一樣的。歐洲的統一國家是統一市場的建立為標志的，商人作為市場的主體，在國家統一過程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中國的統一國家是以官僚國家的形成為標志，官僚是作為市場的主體。中國在文字、行政區劃、度量衡等方面是統一，這些的確在客觀上有利于統一市場的建立。但事實上，中國的國家統一市場從未出現過，因為官僚建制是市場的主體，中國的市場始終是被行政建制所分割的。此外，中國傳統“士農工商”的意識形態決定了商人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缺位，也決定了中國很難如歐洲那樣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拓展全國性市場。

就像我在《制內市場》一書中所分析的，中國市場是一種“制內市場”，這是一種存在于一套制度體系內的市場，這套制度體系也主導著市場的行為。中國市場的主體是行政組織，而不是企業家或商人。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指出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這里，“半封建”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中國缺失統一的市場，中國的市場是封建割據式的。因此，從官僚體系建立的角度來說，中國早在秦朝時期便成為了近代國家，但從國家統一市場的角度，中國直到今天從未滿足近代國家的特點。

中國在“全國統一市場”上的探索可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當時中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正如火如荼進行，然而改革也伴生了地方權力過大、“諸侯經濟”等問題。在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以及東亞“四小龍”的經濟騰飛樣板的外在背景下，當時的中國興起了一場關于新威權主義的爭論，產生了打破地方諸侯經濟，建立全國統一市場的呼聲。而 “全國統一市場”的概念在中國真正正式提出，是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后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正式確定了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 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中，就提到要建立一個開放統一的市場經濟。十四大之后，幾乎每次黨代會及政府文件都會提到開放統一市場建設的相關表述，但并沒有具體的闡述。而這次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系統闡述了全國性統一市場，所以說這份文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的目標

是實現可持續發展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央提出“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然而目前中國無論是內循環還是外循環都面臨嚴重沖擊。

外循環方面，中美貿易戰、新冠疫情、俄烏戰爭三大因素造成了外循環的困難，所有這些發展都在快速地減少我們和世界的關聯；如果這個趨勢不能逆轉，那么就有可能造成中國至少和西方世界的脫鉤。內循環方面，中國市場很大，然而一直大而不強，沒有形成足夠的內循環。如果不能建立在統一規則之上的國家統一市場，有效的內部大循環也很難實現。

習近平總書記這些年一直在強調，要改善營商環境，營商環境要做到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在實踐層面，這三者是互相影響互相強化的因素。“三化”是我們的目標，而目前遠遠沒有實現。市場化就是要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但市場經濟的本質是法治，沒有法治化就難以建立統一市場；再者，因為中國是在開放狀態下成長發展起來的，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的有機部分，沒有國際化則無法在全球經濟中有效運作，更不用說是發揮中國的競爭優勢了。

國際化方面，專業人才是一個很好的指標，但即使在上海，有時在街頭半小時也碰不到一個外國專業人士。法治化方面，我們與世界級經濟平臺比較，就有更大的差距。市場化方面，市場起主體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有沒有做到呢？我們在努力，但還做得很不夠。政府的力量往往在應該出現的地方消失了，而在不應當出現的地方，到處可見。

世界銀行自1980年代以來的多項研究表明，中國的地方政府傾向于和世界經濟打交道，而不善于和其它地方政府打交道。很多研究也發現，中國民營企業都喜歡跟外國的企業做生意，而不愿意與相鄰省份的企業做生意。為什么呢？這里面就是規則問題，中國企業之間的生意不受規則約束，甚至沒有規則，成本就很高。國際上有一個統一的市場規則，而國內企業間沒有統一的規則。

因此 建立全國統一市場，還要繼續與國際接軌。 加入WTO表面上看是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接軌，但實際上WTO的規則對形成全國統一市場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去年中國申請加入CPTPP，這可以看作是中國的第二次入世。WTO是一套規則，RCEP是一套規則，CPTPP則是比RCEP更進一步的規則，而規則是統一市場的基礎。我們要通過與國際規則的對接來建立我們國家的統一市場。如果不與國際規則對接，哪怕形成了國家統一市場，從長遠來說市場也會變成封閉的、不開放的，從而走向衰弱。

如何建立全國統一市場

一是深化行政體制改革。 建立全國統一市場，消費者、企業家都將是受益方。我認為目前的主要阻力是行政阻力。我們的行政體制，從中央到地方有太多的行政層次，有太多的行政單位。國家是“制內市場“，省、市都是“制內市場”，其中有很多地方化的東西。人們經常稱中國是“市長經濟”而非“市場經濟”，這并非一點道理都沒有。因此我們要大力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為建立全國統一市場做準備。

首先，要消除阻礙市場發展的行政壁壘；其次，牢牢確立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再次，同時也要思考，政府如何起到更好的作用。我認為政府要做三件事情，一是減少行政層次，二是減少行政規模，三是轉變行政職能。只有企業作為市場的主體，才能形成全國統一市場。但這并不是說不要行政了，而是要轉變行政職能，政府要通過法治來規制和監管市場，為市場提供服務。市場有好壞之分，政府通過規制和監管為好市場塑造制度環境。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也是行政主導的體制，但這并不妨礙這些經濟體形成統一的市場，關鍵是要政府轉變行政職能。

二是繼續與國際接軌。 我們不要把國際規則看作是美國的規則，即使是美國或者歐洲當局也要遵守市場規則，盡管他們也會出手干預市場。不管如何，國際市場的主體仍舊是企業，而不是政府。為什么進入國際市場非常重要？因為我們不能保護落后。內部市場很容易形成壟斷，而國際市場很大，并且競爭激烈，很難有一個公司能壟斷國際市場，即使是美國公司也難以壟斷。和國際市場接軌，建立統一市場，在避免保護落后的同時，追求它的先進性。因此，我們要繼續與國際接軌，對標國際先進規則標準。WTO規則對中國有約束，對美國同樣有約束。

三是從區域大市場轉向統一大市場 。中央在指導文件中提出，要優先推進區域協作，鼓勵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區域優先開展區域市場一體化建設工作。我們需要有清醒的認識，我們不要幻想短時間內能從一個分割的市場形成全國統一市場。歐洲的統一市場建立也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階段。

我們可以先從建立幾個大的區域性統一市場做起，像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長三角等區域都有潛力發展為區域性的統一市場。但這些區域市場在建立規則的過程中不要各搞一套，它們是開放型區域市場，不是封閉型區域市場。這些區域市場必須是開放的，規則必須由中央來統籌，區域只是作為執行的抓手，而不是建立互相分割的獨立市場。建立區域大市場的最終目標是為了整合為一個全國統一的市場。

粵港澳大灣區應該在國家統一市場建設過程中積極發揮領頭羊的作用。香港的很多規則都是非常國際化的，為國際社會所接受，我們應該思想解放，把香港的商務規則直接引入大灣區。在香港規則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做加法，把內地的一些好規則加上去，例如高科技、新能源等方面。

四是建立標準化，推動走出去。 華為為什么先進？為什么西方要打壓華為？因為華為在引領制定5G的標準。標準就是生產力。像華為這樣的，西方不接受，那么西方自己會落后，就像以前我們不接受西方的規則我們落后了一樣。

所以，標準化方面我們要大做文章。我們要建立全國統一市場，要“走出去”，那我們就要做標準。但目前我們在標準上仍處于劣勢。比如，我國是最大的汽車生產商和消費商，但在汽車產業缺乏我們的標準和規則。在傳統能源汽車領域，這個狀況還可以理解，因為美國、德國和日本等汽車生產商占據自然壟斷地位，但在新能源汽車領域就說不過去了。在新能源汽車領域，我們具有領先地位，而且一大半產業都在珠江三角洲。再如，全世界最大的互聯網公司主要集中在中美兩國，歐盟甚至沒有大的互聯網公司，但美國有互聯網規則，歐盟有互聯網規則，而我們的互聯網規則只局限于國內，我們企業走出去只能接受美國或者歐盟的規則。這并不是說我們沒有能力做標準，而是因為我們沒有世界標準意識。例如，美國的互聯網公司是互相開放和包容的，而我們的互聯網公司之間的關系猶如土豆之間的關系。

我們因此要改變企業之間的關系。美國的互聯網公司之間是互相開放的，但這種開放并不是企業間自發形成的，而是政府通過建立規則并使用法律約束而形成的，這是政府必須履行的責任，也是為建立全國統一市場，政府必須做的事情。

五是強調標準的先進性、現代性。 建立全國統一市場需要標準，需要規則，但仍須注意的是，這個規則和標準必須是先進的。比如我們傳統的八股考試或者女性裹小腳，雖然都是標準化、統一的，但是其本質是落后的，需要摒棄。所以我們在制定規則及標準時，應該要強調規則的先進性、現代性。

在這方面，我們的優勢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現代性的產物，是一個追求現代性的政黨，是現代性的象征。在打造全國統一市場，建立統一規則、統一標準的過程中，我們要發揮黨的先進性及現代性作用。